“高中化”的大学里，晚熟的大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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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 如何成人」
主笔｜杨璐
缺乏生活自理能力
因为“大学如何帮助大学生成人”的选题，我最近去旁听了一个有很多大学的老师参加的研讨会。我本以为内容会偏向教育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没想到第一个发言的是一位来自中国顶尖高校的教授，他讲的苦恼是如何强化他负责的学生们的宿舍卫生问题。他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学院里开了几次办公会也没解决得特别好。他学院的一个学生因为宿舍里太乱了，室友只能出去租房住。他无奈地说：“宿舍卫生搞不好，又不能把学生撵出去。”
这位教授研究的领域非常理性和抽象，思考的都是人类存在与经验的基本问题。他的学术水平很高，涉猎的广博和智力超群连我这个同学术界毫无关联的人都知晓。这样一位学者可能在思考高深艰涩的人类文明时都没有皱起的眉头，却用在了这么具体而琐碎的事情上，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我拿“宿舍卫生”去问不同的大学老师们时，才知道，这已经是个大学里常见的现象。生活自理能力，是一个人跟现实建立的最简单的联系。如果缺乏生活经验，就活得抽象。清华大学甘阳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十几年前回到内地，在中山大学创办博雅学院开始，就送他的学生们去农村劳动，一直到他到清华大学任教，都在坚持做。学生们不愿意去，他就说：“你们成天好像很有社会担当，很有社会正义感，你们猪都没见过，关心农村个啥。”
甘阳做这件事，是忧虑这代大学生没有生活。他说：“学生们的智商是毫无问题的。他们学不需要人生经验的课程最简单。我在香港上课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香港的小孩抽象思维能力很强，但讲一些大的文化背景的东西，他们就很难进入。因为这是他们缺乏的。”内地这代大学生有类似的特征。甘阳说：“现在的小孩从小到大没有生活，他们都不能够上操场玩。虽说是担心他们的安全，但客观上剥夺了一个人的完整性。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在培养，而是专业学习户。”甘阳和相熟的老师会讨论学生们如何摆脱内卷。他说：“原先最卷的是韩国，但最近有老师发现，韩国绝大多数学生是要打工的。打工成为他们解脱内卷的帮助方。我们现在一流的大学里，学生们不用打工。”
说话不看人的眼睛
李红（化名）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她读过我们很多对人力资源专家的采访，因为这件事，她找我聊起她观察到的学生现状。她觉得专家们对大学生情商、人际沟通等能力要求太高了。大一刚入学，她对学生们的要求是“见到老师要打招呼，跟人说话要直视对方的眼睛”。经过疫情，李红说：“你看很多学生戴着口罩，他们不是防护疾病，是为了挡住脸，避免跟人打招呼。”李红属于特别细心和负责任的老师，虽然现在网上很流行自称“社恐”，好像是个很幽默的事情，她对待这个现象却很严肃。她说：“经过了三年的疫情，学生回到真实的教室里，他们变得很安静。课堂上几乎没人问问题，他们互相之间也不进行讨论。”老师们私下也会聊起这件事，觉得事态严重，他们面对这样一代新生，压力也很大。
即便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学生也互相回避。甘阳教授时常跟学生们谈心。他说：“这代学生是原子化的存在。同宿舍的人有什么事情不是当面说一句就好了吗，他们发微信。他们交朋友非常难。我了解到同宿舍的学生能够一个学期从来没有一起吃过饭，我非常吃惊。后来我特别提倡，这种事我不能说是要求，同宿舍的同学一起吃饭。我认为同宿舍同学上下课时间是一样的，不需要找专门时间一起吃饭，不在一起吃饭是很奇怪的事情。”
可能有些人觉得性格内向或者外向都是人的性格，没什么大不了。但真正走上社会，很少有职业可以不与人沟通。
难以自己作决定
现在的大学生也不像成年人一样自己作决定和承担责任。他们20多岁了，冲在前面探索他们人生的却是家长。李红说：“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有个事情要跟学校沟通。他父母给老师打电话讲这件事，并且告诉老师，孩子学习忙，不要去打扰孩子，浪费他的时间。老师有什么反馈，直接跟父母商讨。”
家长对学生放手的时间越来越晚。从前读大学就是离巢起飞的开始，现在有些大学家长也像小学一样建家长群，保研、考公、谈恋爱、就业全都在家长的干预下。即便孩子考上全中国最好的大学，家长也不放心。甘阳教授也要面对家长拉群的现象。甘阳说：“开学典礼上，家长问了我一个问题，对家长有什么建议。我说，你们管得越少越好。你们应该相信清华大学。”家长自己拉了一个群。“中学生拉家长群能理解，大学生也要拉家长群，打听保研的事情。我真是火冒三丈。学生本来挺单纯的，反而是家长容易干扰到学生安心学习。社会变化那么快，有些事考虑得太早了。”甘阳说。
大学生家长拉群的现象普遍到连一些大学管理者都模糊了“成人的界限”。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岚说：“我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会有机会跟大学里班主任、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等不同角色的教师讨论大学生的成长。有的班主任、辅导员就提出来，要不要建立一个班级的学生家长群。还有负责研究生阶段的老师提出来，要不要研究一下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如何进行家校协同。他们认为，学生离家比较远，家长群有助于家长了解学生在校的情况。但我从学者角度，不赞同。18岁之后，人就要练习自己决定的能力了，自主意识的觉醒程度是社会化一个十分关键的标准。但我们的大学总体上管得过多，做学生工作的老师特别累。
“不开心”
甘阳教授开始关注当代大学生的处境，是来自于他在2005年跟清华大学学生的谈话。“我在清华大学教了两个月的课，有个同学特别想和我聊一聊。这个学生给我的印象是英文和中文都非常好。但是，一跟学生聊起来，我真是非常吃惊，她就是说unhappy！”甘阳说。她不高兴的状态，外人是看不出来的，这个学生非常优秀，已经保研了，前途一片光明。“一直到我正式到清华大学来当老师，我还经常跟学生们说，你们都考上清华北大了，你们还不开心，人家怎么活。”甘阳说。
学生的苦恼也没地方说。甘阳说：“她和我聊了两个多小时，和我哭。她来找我聊，我猜想因为我是外人，上的也不是她的专业课，可以和我说说心里话。她不喜欢这个专业，肯定不能和自己的老师讲，好像是对老师不尊重。他们跟家长说不喜欢这个专业，家长又能找到什么解决办法呢，或者有些学生根本就不想让家长知道这种事。”甘阳觉察到，学生们真正的兴趣，跟他们的专业好像有某种张力和不协调的地方。“这个时候，我感觉我们大学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我就比较关心本科教育的事情了。”甘阳说。
过了这么多年，学生们不高兴的现象并没有缓解，也不限于清华和北大。李杰（化名）是西部一所大学里的学院院长，他在我参加的那场论坛上说：“这代学生智商很高，技能也很好，但是越优秀越不快乐。他们整体脸上就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作为一个’80后’，跟他们相比，我的大学时代简直是黄金时代。我可以做我感兴趣的事情，读我想读的书，参加各种文艺活动。现在学校的条件更好了，我们却像在培养掌握了很好技能的人工智能。这些学生没有生活，没有共同体，没有共鸣。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快乐不起来的。”
大学高中化
上大学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成熟度的。大学不是“鸡娃副作用疗愈所”，它对年轻人来讲本身就充满挑战。经过“高考大战”，做题能力旗鼓相当的人进入了同一所学校，学业竞争空前激烈。学生在这个阶段还需要寻找自我，规划人生。如果心理不成熟，它和压力互相喂养，会造成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情绪问题。
心理成熟是需要去实践和体验的，学生没时间。他们要去卷绩点。因为绩点跟保送研究生挂钩。林小英说：“特别好的大学里，研究生招生50%以上的名额可能都分给了保研，出国人数断崖式减少之后，原本打算出国的人也参与保研竞争，这也拉高了保研绩点和配额。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保研资格，通过考研读研究生的机会是非常小的。”
这种制度设计之下，如果一个学生有志于读研究生，他从大学第一门考试就不能错一步。林小英在一些场合里向有关部门建言，保研制度必须改了。“因为所有的奖项、绩点都是叠加式的。我们向来感觉那种暂时处于低谷，后面奋起直追的人特别励志，可现在制度设计已经不给这样的人机会了。”林小英说。
绩点使得刚刚经过高考的学生们，没办法在大学里松一口气，熟悉的味道回来了。就像“减负”几乎实现不了一样，大学老师即便想为学生做些什么，也很难把学生从“卷绩点”里拉出来。大学现在都要组织劳动教育，不止一个老师告诉我，他们希望让学生放松一下。在我参加的那个研讨会上，一位来自顶尖高校的教授讲，对他的学生来讲，暑假拿出两个星期去参加社会实践是非常奢侈的。“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学生们规划得满满当当，有人去国际交流，有人要花在实验室里，还有人考外语。他们会给你的活动提出特别大的障碍。”这位教授发言时说。
卷绩点也跟卷高考一样，让学生失去“成人”的练习。刘云杉说：“比如说闲暇是没有的，自我探索是没有的，结交朋友是没有的，我觉得一个青春该有的东西也许他们都错过了。他们错过了这个阶段，然后被快进到了一个‘似真’的成年阶段。但是，成年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与心智，成长中的等待，谦卑与韧性，他们不一定具备，他们不一定能够挑得起来。他们就像竹子一样，长得很快，但是非常脆，孤零零的脆弱。”
大学对学生的影响力下降
本科生时代的忧愁像一团乱麻，它可能看起来是绩点触发的，但里面也纠缠着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是如何处理自己情绪的无助。这些困难是不是大学应该回应的、应该帮助学生解决的，已经有些说不清楚了。过去，育人确定无疑是本科教育的主题。现在，大学自己就产生了科研和教育谁轻谁重的争论。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型大学甚至一般高等院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高校领导管理部门以论文数量和所发表刊物的级别来考核教师的业绩，并将之作为晋升或加薪的主要依据。各种各样的‘排行榜’更助长了这种风气。这导致教师科研负担过重，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大学现在回归教育，除了得面对它内部发生的变化，还得面对它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在减弱。林小英说：“社会把大学原来许诺的价值和意义感给解构了。原来说上了大学就是鲤鱼跃龙门，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进行阶层跃升。现在不见得了。原来说上大学你就能掌握很多高深的知识，现在老百姓能拿各种学术造假新闻来怼你。知识好像也不那么靠谱了。原来说上大学似乎捎带着人品一定过得了关，现在大学里也常常流出比如说性骚扰、PUA之类的新闻。确实会存在一种社会情绪，对大学的形象有一种侵害。”
老师在学生面前也没有从前那种权威。从前，教师是“台上的智者”。现在，教育被划在了服务业里，服务业的核心理念是让顾客满意。刘云杉说：“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认为教育是服务。我原来写过一些文章讲这个问题。它不再谈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学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老师成了学习的辅助者，学校成了学习的资源库。学生有学习自由、学习权利、学习选择。至于选择中间有多少坑、学生要选怎样的课、课程之间的系统性、学生任由自己学会有什么效果，学生要自己负责。”
中国的教育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也有类似的趋势。刘云杉说：“课程改革有一些虚妄的假设，譬如，视传统师生关系为压迫关系，所以，要把学生从教学关系当中解放出来。学生成为一个自主的学习者，他可以在校内学，也可以去校外，这里买英语，那里买物理。这也是我们教育产业兴起的一个前提。”
在大学里，学生和老师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像买家点评一样给老师打分，甚至举报老师。电商售后或者餐厅服务员是不能也不会去指出顾客的错误和不足的。从这个角度看，教育的问题就很明显。刘云杉说：“学校原来特别重要的一项是教育环境。教育环境是由方方面面组成的整体，它教什么、学什么都要服务于对一个人人格的塑造。如果打破了这个东西，变成各种支离破碎的课程。学生凭兴趣、凭消费能力去拼凑，然后对世界形成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很多观念。老师在这里看学生的绩点，看学生要的目标，然后尊重学生选择的赛道。老师顶多变成各种指标的提供者和指导者，这不是教育。所以，价值观教育，在今天是特别困难的。”
“成人的界限”模糊了
大学和老师，还要面对家长力量的崛起。成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大学生，跟着这个国家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大家不会太在意磕磕绊绊。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上升阶段，踩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暂时的，下一个机会可能就在明天。现在的大学生很多是“学二代”。面对就业压力，家庭阶层跃升还是滑落，父母不一定有能力给孩子兜底，父母自己就焦虑，压力也传导到学生身上。
但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拒绝长大的成年人也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因为社会上需要的是有责任心、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的成年人；需要的是有执行力、良好判断力和条理性的成年人；需要懂得如何与人沟通建立关系的成年人；需要懂得如何妥善处理冲突、心理不舒适的成年人。如果参照英美大学里对毕业生的目标，要求更高，比如说，质疑和分析的能力，懂得并思考道德和心理问题，能判断是非、明辨道德，要能用更宽广的视角看待生活经历。
教育终究要回答的根本问题，还是培养人的问题。没有一个个成熟独立的个体，大学只是在批量生产学习机器。一个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情感充沛、有社会责任感、充满朝气有血有肉的年轻群体。人不是抽象的存在，不活在真空里，人是需要通过非常具体的、微小的事情一步步长大的。在大学里如何成人，是学生和大学都要面对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2期封面主文，相对原文有部分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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